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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来源:盐城日报

    POST TIME:2020-4-11 02:21

    文章观点摘要: 1、一些境外媒体试图将它描写成所谓“英勇青年与黑警及恶政之间的对抗”。 2、他们已经实现了“议题设置”:将对抗剧目打造成连续剧,每周末进行,下午出发,晚上地铁结束前收工,近来频率更甚。 3、千万不要相信一种说法:这种抗争来自人们的自发行为。 4、在这一系列套路中,民主与自由成为一个工具化的表述,广场上的民众成为了筹码,“颜色革命”的核心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资源——权力。 5、民主的技术化实现,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。 6、所谓框架化,就是将运动放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,并在框架中依照严格程序与良性的沟通解决问题。 7、对于“港独”这一类的诉求,是绝不可能实现的。 全文阅读约需5分钟。 一场政治运动,必然有其因由。香港最近爆发一系列的游行、示威、暴力运动,明显已经并非一个偶然事件,而是一次组织成熟的“连续剧”。无论从规模还是策略上看,都非常组织化,构成了“发动者-深度参与者-浅度参与者”三个明显的层次。在民间流传的口号、术语、手势等,已经具备了一定系统性。这既是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招数,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准军事化的组织模式。而且,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极端手段,已经远远超越了世界上正常的和平抗争运动,包括挑衅警察、挖祖坟、欺负老者、纵火、射箭、威胁警员儿女等行为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一些境外媒体的报道非常具有倾向性,力图配合该次运动,并试图将它描写成所谓“英勇青年与黑警及恶政之间的对抗”。可以认为,这是一次“雨伞运动”的续篇,以更大规模、更极端的方式袭来。最极端的版本,就是号召香港“独立”、“建国”。 一、香港事件的社会背景与话术准备 事件的大背景,指向香港经济的持续疲软及尖锐的民生问题。相比大陆的高速发展,香港经济的疲软并不是一个新鲜事。经济不可持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包括制造业的外迁,以收税为导向的经济吸干了经济活力,回归之后接连错过多个机会,民生问题尤其是住房与就业没有解决好等等。以上说法都各有道理,港府的执政方向确实值得反思,这构成了一些人不满的本土环境。 一个经济体有高峰有低谷,放在历史维度上看也是常态。但是这种“相对剥夺感”却点燃了香港人。所谓“相对剥夺感”,就是与居民以往的获得感相比,现在的青年觉得当下收入的增长不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,从而产生愤怒的情绪。 马克思在《雇佣劳动与资本》举过例子形容,“一个房子,当别的房子都很小的时候,这个房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但是,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,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。”尤其是一些底层青年,他们在紧张的社会环境中更难获得机会,从而进入极端主义的怀抱。 由于2008年金融风暴的余波,西方世界受到比较大的冲击。自从2011年起,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由“相对剥夺感”而引发的本土民粹运动,比如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、英国的占领伦敦和脱欧运动、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。但是,香港的运动有它自己的独特性:除了民粹这一底色外,它还表现为所谓“反中”、要求“民主化”、无政府主义等诉求,其中还有中美博弈下“颜色革命”的影子。可以说,底层民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诉求结合在了一起。 所有的运动,都需要有一套有足够诱惑力的话术。这些话术用以塑造意义和目的。香港这一次运动,可以说经过了足够的话术准备。无论是针对中产的自由主义言说,还是针对底层“废青”的愤怒话语,都足以实现情绪动员。目前,大陆人接触到的口号大多数是一些涵盖着粗话、黑话的版本,事实上,这只是“话语魔法”的一种,针对的只是没知识没文化、但行动力很强的无知青年(对的,很多人都是炮灰)。 但是,对于中产的知识份子,又存在着大量高质量的话术。香港媒体人张洁平的文章,多少反映了精英话语的样貌:从香港的身份危机到本土精神的失去,它具备极高的诱导性、渲染性。而“Be Water”、“兄弟爬山、各自努力”、“六不”等口号,都蕴含了一定的斗争性与策略性。应该说,一些市民的诉求是合理的,行动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内,而且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纪律性,但一些激进分子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法治底线。同时也不能否认,也有部分精英——包括个别媒体人、教师、医生、律师等,虽然未必站在警民冲突的前沿,但一直在等待着机会。 香港事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密密麻麻贴在公共场所墙上的小纸片。这些小纸片上的每一句话,都在增加着“信念武器”。足够的话术生产,实际上就是在提供足够的武器供应。有时,一句话,就能把一个旁观者发展为参与者。我们看到黑衫的排山倒海,虽不坚定但人数众多,恰恰说明了这种话术的突出效果。 而且,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发展,给信息带来流通的便利,话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转变:符号、图像、音频、视频等。有人把它制作为MV、有人将它制作为脱口秀、有人将它制作为动图。 至于《逃犯条例》修订,那只是一个“突破口”,只是一个在不恰当时期出现的法案。但是,它被反对派利用了。他们将此前准备好的一系列话语推出来,从所谓“反对林郑”、“反送中”、“反对黑警”,再到极端的所谓“光复香港”,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而恰恰在期间自杀的香港青年,又助长了悲情气氛,令“共情”达到了顶点。在这个时期抛出的种种悲情叙事、仇恨话语,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。即使在林郑宣布废除《逃犯条例》修订之后,运动虽然失去了靶子,但是残余的情绪依然在激发着黑衫军。 运动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性。因为,运动参与者知道,胜负并不是在“此处”,而是在“别处”。由传播机构呈现给全世界的图景,才是真正的战场——因此这是真正的媒介斗争、景观斗争。妇女和儿童,往往成为秘密武器:将儿童推至前场,在警察驱散时及时拍摄,企图呈现出“警察恶劣对待儿童”的效果,从而在宣传上占据主动;或者让一个女生站在警车前,做抵抗的姿势,并将其拍摄下来,塑造出一种“鲜花革命”的浪漫主义。 这种着力于“呈现”的对抗,某种情况下实现意义的争夺——为自己的“正义”加持,以获得国际舆论的声援与支持。这意味着,运动参与者关注的并非冲突本身,而是在国际舆论面前塑造着自己的形象。我们在埃及政变时看到的“广场上的孩子”的照片,事实上就来自这类经过导演的传播技巧。 目前,他们已经实现了“议题设置”:将对抗剧目打造成连续剧,每周末进行,下午出发,晚上地铁结束前收工,近来频率更甚。准时开始、准时散去,这就如同潮水,Be water。有说法称这句话出自李小龙,但事实上这是社会运动总结出来的策略,最早来自于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中一位老印第安人安东尼奥,他说过,“宝剑虽然比水硬,但它砍不断水,放在水里它会生锈”。如水,就是一种“温柔的抗争”,一种针对政府的“软打击”。不过事实恰恰相反,过于激进的香港“废青”们往往以暴力收尾,不仅没做到“Be water”,基本上都是“Be fire”。 二、资本、传播与行动的密切结合 这种运动,对一个政府的打击有多大?笔者研究过韩国的倒朴运动。2016年底,“闺蜜门”爆发,朴槿惠马上遭遇反对势力的集体鞭挞,这种后现代运动以每周百万人的规模在光化门前集结,朴槿惠没坚持四个月,就不得不辞职。朴槿惠政府就此倒台,她自己不得不面临30多年的有期徒刑;而她当初的政敌文在寅,则顺利当选新一届总统。 千万不要相信一种说法:这种抗争来自人们的自发行为。经验表明,多人的自发行动最后导致的是“群氓效应”,但是倒朴这种集体大游行,必须有人在统一部署、即时指挥,还得准备大量的资金预算。换句话说,这是一种组织化行为:资本、传播与行动的密切结合。 香港的运动,呈现出三环结构。最核心的是组织者、话术提供者与资助提供者。他们位于核心状态。他们是谁,有媒体指出是黎智英及李柱铭,或许还有一些隐形的人,包括外籍华人或外国人。在运动中,我们不断看到疑似间谍的踪迹,基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香港事件中存在着“职业社会运动分子”,此外还有大量台湾势力,这或许意味着这次运动存在着更大的野心。总之,这一环非常神秘,策划者通常在幕后(倒朴运动的操手是谁,至今也不知道)。虽然黑衫军总是坚称“抗争无中心”,但这显然是烟雾弹。 其次,是一群被激进主义主导的“先锋”。这群先锋往往以底层青年为主,他们的特点是激进、情绪化、易掌控。这帮人被同胞称为“废青”,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,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。即使对于运动本身,他们对斗争的目标理解有限,可能连民主的基本形式都答不出来。香港社会普遍流传他们收了钱,而且日薪还在节节看涨,逼近一天2000港元。他们是新闻中的可见部分,与警察直接冲突、在元朗与白衫人互殴、在机场欺负长者。激进是他们的价值所在,因为运动必须靠着“激情”作为燃料。但是,他们的行为不断丑化着香港示威者的形象。他们表现某些极端民粹主义情绪,比如排外、反智等方面,导致被戏称为“文盲大革命”。 最外围的,是一群沉默的中产知识阶层。他们是有诉求的,对于港府的某些经济政策有所不满,但并没有明显的意图指向。他们或者是真心爱护香港价值的真诚的人。他们希望通过法律框架内的和平示威来促进问题的推进。这是合理的,也是需要尊重的。香港的民主行为从来就在《基本法》的保护之下。但是,不能否认的是,他们成长于港英政府教育的叙事之中,对自由主义有一定的信仰,同时也深受香港极右翼媒体的煽惑,缺少国家认同。尤其是,被核心层的“情感策略”所驱动,也与运动产生了“共情”。事实上,他们还是比激进青年理性得多——他们希望“港人治港”,即具备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,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。但另一方面,他们也担心废青毁了香港的未来。 当然,如果进一步细分,三环可以继续划分出更多的层次。但是,通过这个模型,我们可以见到“核心层”是问题的关键。这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地。这种被编码的观念,主导了废青,也诱惑了知识阶层,形成了主导整个运动的核心意识形态。 时至今日,这些方式已经成为一种“系统工程”。 三、意识操纵与意义之网 俄罗斯学者卡拉·穆尔扎曾反思苏联解体时群众的状态,并痛心疾首地写了《论意识操纵》一书。他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,原则上人的一切行为都统统可以操纵,而且花费有限。他指出,“人类的某个有影响有组织的部分通过某种方式,使我们整个社会按照同一个程序积极行动起来。这给人家带去了巨大利益,但却使自己蒙受了重大损失。”这就是1980年代末的那场颜色革命,导致苏联最终崩溃。推翻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是民众,他们被西方媒体形容为自由的先锋,但穆尔扎对这种称谓高度怀疑,他认为那是“着了魔的民众”。因为,颜色革命带给俄罗斯的是毫无疑问的退步——“这在全球的大账本上都记得明明白白,一字不差地写在政治家们那张眉开眼笑的脸上了。” 意识操控是怎样实现的呢?这里需要回到人性层面。每个人都是编织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。意义,是由社会赋予的。詹姆斯·凯瑞认为,“人类的思想是派生的、是第二性的才能,就个人而言,它是事后以历史的形式存在的。”也就是说,人类在进行思考时,实际上是沿着“已有的地图”在进行,这就是一种意义之网——如果你认为生活不能没有民主,你就可以为民主而死;如果你认为国王是最重要的,你就可以抛弃一切保卫国王;如果你认为真主是最伟大的,那你可以为了伊斯兰的信仰牺牲性命;如果你认为主权是最重要的,那誓死也要保护国家的荣耀……自由和民主,就是当下的所谓“普世价值”,是意义之网。它通过教育、媒体、文化产品、建筑、艺术包围着个体,并将它塑造成“非此不可”的状态。一种默默营造的情境,本身就可以影响人的行为。这种情境已经从理念渗入到了公共生活,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个人,这是一个驯化的过程。因此,当“为民主而战”的号召响起,其支持者就能从四面八方赶来。 白罗斯著名作家、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多位俄罗斯人进行过深度访谈,逐步证实了穆尔扎的研究。有一位当年参加过苏东事件的俄罗斯人坦白,他当年走上十月革命广场,“其实我是想去捍卫社会主义,想不到却推翻了它。”另一个俄罗斯人直接说自己被骗了,“以为迎来了自由和民主,结果叶利钦和他的强盗一起出来,把权力抢走了。”也有一位俄罗斯妇女愤怒地说,“从前的苏联是人人都敬仰的世界级强国,但看我们呢,只是一个三流国家,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话。” 必须指出,能进行意识操控的,并非只有美国或中情局。在2014年一度势头甚猛的“伊斯兰国”,同样善于意识操控。当时,大量宗教极端主义蛊惑话术在网络上游荡,并精准地找到了带有潜在极端主义倾向的青年,包括一些生活在西方的“穆二代”。进入网络时代,信息的流通更加畅顺,意识操控的技巧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发挥。也即是说,这种颜色革命以“民意”为外衣,实质上发展至今,在国际政治中,它已经成为一种任意的武器——它可以针对任何国家、在任何时机进行精准打击。 而且,香港示威、暴力活动爆发的时间恰好是在中美贸易战进行得激烈之时,这个节点爆发的运动,绝不是偶然现象。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持续观察者,我很难否认美国在香港问题中扮演关键角色。因为通过干扰中国内政来谋取政治筹码是美国多年来的惯常做法,比如克林顿邀请李登辉访美、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。而在中美关系进入敏感节点之际,突然爆发的香港之乱恐怕是一次策划,而神出鬼没的外国人身影,似乎也在证明着CIA在香港的活动。香港天真的青年人,很可能被利用为美国博弈的一个棋子。 四、作为政治理念的民主与作为武器的民主 我非常同意,民主是个好东西。但是民主的技术化实现,却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。民主不是靠破坏出来的,而是需要建设的。民主是很高阶的产品,需要在特定权力机制和政治文明下才能实现。而美式民主,则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形态才能出现。自从上个世纪起,全世界都是美式民主的试验场,但并没有多少个国家——尤其是大国取得过成功。这就好比是踩滑板的人,在平路上溜得快,但是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,就会摔得鼻青脸肿。 西方的政治学著作都正面肯定“民主化”。但他们没有明说的是,多个国家的“民主化”最后都谈不上成功:虽然破坏了一个旧世界,却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。最明显的案例是“阿拉伯之春”后的中东国家,在推翻了既有秩序之后,多个国家陷入了高度混乱之中。以埃及为例,人们以为推翻了穆巴拉克的政权,就能建立一个“美式的民主”,但结果却是亲美派、军政府、宗教极端势力轮番上台,险些回归成为极端伊斯兰国家。再看墨西哥在推翻革命制度党之后实现的“民主化”,只需了12年就沦落为一个毒枭横行、社会动乱不堪的失败国家。 但是,应用在意识操纵上的“民主”则是屡试不爽——“为民主而战”,成为示威者、甚至暴力分子最好的理由。作为武器的自由主义,与洛克所倡导的经典自由主义原理早已无关,它成为了一种激进的思想武器,用以在观念战场中排挤对手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僵化的、极端化的自由主义,比如动辄就提“选票”、动辄就骂“强权”、“独裁”。但民主怎么建设,怎么制衡,怎么实现在地性,怎么平衡宗族势力,这套话语都没给出答案。很简单,这套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仇恨与愤怒,策动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与激活“彼岸愿景”,让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成为摧毁既有秩序的力量。至于如何建设,并不是“颜色革命”的策划者所关心的。 最后讨论“将会怎样”的希望。 “框架化”是目前很多政府处理社会运动的常用方法。所谓框架化,就是将运动放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,并在框架中依照严格程序与良性的沟通解决问题。“从街头回到室内”,以更理性、更低成本的方式解决问题,这是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。但对于“港独”这一类的诉求,是绝不可能实现的。另外必须指出,共识只能在相互妥协中完成。 如果有人坚持颜色革命的原则,以各种理由拒绝对话,坚持暴力运动,那么“革命将吃掉自己的子女。”这是激进运动的最终归宿。那些冲动冒进的青年们,很可能成为“失落的一代”,被激进运动所吞噬:那些违法的暴力分子可能要在牢里挥霍掉青春。至于那些核心圈的人物,或许他们早已经找好了后路,或者一直处于“安全地带”。 参考书目: 【美】弗朗西斯·福山:《大断裂: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》,唐磊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版。 【美】塞缪尔·P·亨廷顿:《第三波: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》,欧阳景根译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3年版。 【美】查尔斯·蒂利、西德尼·泰罗:《抗争政治》,李义中译,北京:译林出版社,2010年版。 【美】克里斯丁·卡里尔:《历史的反叛——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》,林天贵译,新北:八旗/远足文化,2014年版。 【白俄罗斯】阿列克谢耶维奇:《二手时间》,吕宁思译,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6年版。 【美】詹姆斯·凯瑞:《作为文化的传播》,丁末译,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5年版。 【俄】卡拉·穆尔扎:《论意识操纵》,徐昌翰译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版。 【美】赵鼎新:《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6年版。 王焱:《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0年版。 郑雯:《媒介化抗争:变迁、机理与挑战》,华夏出版社,2015年版。 赵汀阳:《坏世界研究》,北京: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9年版。 文章来源: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640674669224240700&wfr=spider&for=p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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